080607

 
5月25日到6月2日的8天裏,我參加了由華夏地理雜誌社組織、江西潤田贊助的香港水源地考察活動。這次活動我們由香港用水地出發,轉場到深圳、河源,繼而以珠江東江為主線沿河流上溯,到達贛南地區並考察了源區的三個縣——尋烏、安遠和定南。我們主要的考察對象是沿線河流周邊環境生態、支流和源區的重要水庫、以及水源地周邊有可能對水質產生影響的生活生產單位。粵東北和贛南還是我國傳統的客家聚居區,考察的途中我們一路也與客家文化發生了親密接觸:泛甜的飯菜和噴香的黃酒,以及他們具有民族特色的居住形式——圍屋。
水源地的基本情況是,由於深處贛南山區,土質為江西典型的紅壤,交通不便、丘陵密布、土壤貧瘠等不利因素使我們考察的三個縣總體呈現貧困狀態。其中,最邊角上的尋烏縣至今仍沒有摘掉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但在這個縣裏,我們覓到了當地政府為發展經濟傾其所能所投入的勁頭。在縣城外的尋烏水畔,我們看到一面全然褪色的紅旗狀的巨牌上寫著“國家重點示範工程:離子吸附型稀土原地浸礦及直接分離項目”。這兩行大字裏最觸目驚心的便是一個“浸”字——這意味著稀土礦先要和亁凈的水打成礦漿,再進行後續篩選工序,此即冶工中常會用到的“洗選法”。這個方法也可在後續操作中加入原料循環利用和廢物處理等環保步驟,但以尋烏縣對財富的空前渴求和目前的經濟狀況,基本可以肯定他們忽略了這個初始耗費高昂的環保投入。站在從感觀來看水質即很不佳的尋烏水邊,看著那個“浸”字的三點水偏旁,聯系我們考察一程來所建立的對水流周邊環境產生的一種警覺性的敏感,我體會到了那不僅是老區人民發展工業的汗水,更是作為東江東源的尋烏水、乃至大自然盼人類能放她一馬所留下的眼淚。而當時,考察隊員眼中若也有三滴眼淚,怕是該一滴為尋烏而灑,一滴為東江而灑,最後一滴祭灑給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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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東江西源,定南水的水質雖整體較尋烏水為強,但也不容樂觀。在歸美山鎮,我們考察了當地的鎢礦生產。那裏當初是國有企業來開發鎢礦,因技術所限,富礦采來生產後的礦渣仍是可考慮再利用的貧礦——於是有了今天當地百姓的生計。我們進入了一家一家的小作坊,不外乎的都是兩間屋子,一間裏邊有個飯桌和黑白電視,有的家庭大衣櫃上還有毛主席的掛像,看起來尚盈潤著家的感覺,而另一間則是由水槽、編織袋、裝滿水的大桶、篩屜和礦渣粉碎機組成的礦渣過篩的操作間。當然,這樣人工篩出來的也還是貧礦,而他們則只能賺取把礦渣含礦富集度略微提高的微薄價值,每天大約是十元到二十元。
礦山的植被毀壞得較為嚴重,露出紅得紮眼的山體,恰逢前日下大雨,泥漿從山上汩汩流下,黃得刺眼。山腰上的這些小作坊家庭,有的尚需以一大棉被作為擋風的墻,他們在即將到來的雨季將時刻受到泥石流的威脅。
尋烏水源頭是三百山的椏髻缽,那裏的村民砍伐了具備山上顯著水土涵養功能的森林,種植了臍橙。這可以帶給他們顯著的經濟效益,而橙樹由於根系短淺,對於水土固持的能力遠遜於高大林木,生態的潛在破壞也值得引起重視。當他們樂呵呵地向我們介紹種植臍橙的市場、收益時,我們竟不能立刻決斷是該為他們眼前的致富之路高興,還是為長遠的水土流失感到哀傷。
在三標鄉炒豆嶺村,因為走錯探訪水源的路,疲憊的考察隊員們在村裏召集組建了摩托車隊,為了快速地到達水源碑處。我搭乘的那輛車車主,在路上眉飛色舞地告訴我他是如何在廣東外貿服裝工廠打工掙了錢,他家較鄉親們提前兩年嗅到種橙的商機,他用打工積累的錢搞了橙子地,現在年收入達到了五六萬元。
我半晌間竟沒能做出響應,他也許當時有點失望,為什麽我沒立刻為他感到高興。他也沒回頭看我是否是累得睡著了,因為當時那條路的路況,既不可能允許他回頭,也不可能允許我睡著。我只是想,這又有什麽辦法呢,對於剛剛為尋覓到前行曙光而躁動的貧困地區的人民,致富和環保就是矛盾的一對名詞,程度是非常極端,可謂針鋒相對。我們吃飽喝足了來講環保,但能指望他們來挑誰呢。
於是就該提到香港人的飲水思源問題。在安遠縣三百山鎮,我們看到了去年香港回歸十周年所建的“思源寶鼎紀念壇”。嗯,香港人來到這裏了。他們來到了山青水秀的三百山,只是不知是否去看過橙鄉和礦山;他們掏了水錢了,只是不知是否在老區人民和深圳人民間得到了均攤;他們在內地大筆投資了,只是不知……不過我們在尋烏縣城外得到的消息是,在那個“國家示範項目”旁邊,將要有一個港商出資建立的稀土工業園。
當炒豆嶺村的摩托車隊把我們送到東江源碑的時候,帶隊的地質、水利學家楊勇老師動情地做了總結,在他的提議下,隊員們在碑前用潤田純凈水向東江源進行了祭灑。一瓶礦泉水噗噗地流到了碑前的源區土地上,那不到十秒鐘的時間段裏,我體會到了這次行程安排的用意:現在是站在東江源上了,我們不是直接到的這裏的,我們是看過了香港的夜日繁華,然後又看過了東江中遊廣東河源的新城風貌,然後又看過了贛南安遠縣鎮崗鄉年久失修的客家圍屋,才來到這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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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寫到這裏了,下午我得去洗出來在鎮崗鄉東生圍給孩子們照的照片,我答應他們要給他們寄過去,而且信封上蓋的會是首都北京的郵戳。不能宕了和他們的約定。
 我把一張照片,一張十個孩子——他們中的兩個已經系上了紅領巾——的合影,設置為計算機桌面,它既是懷念也是憧憬。同學來我家做客,我打開計算機,指著桌面告訴他們:
“這就是東江源。我剛剛去過東江源。”
 
 08年6月6日 北京東郊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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